中财所北大教授姚洋谈“内卷”，我们未来的出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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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信书院

　　导语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手机带来了很多便利，AI也越来越聪明，世界变得五花八门，可我们却更忙、更焦虑，甚至有些迷失了，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节奏推着走，活得像系统里的一串数据。

　　十几岁，卷成绩；二十几岁，拼工作、找意义；三十多岁，背上房贷车贷，步步谨慎；四十来岁，又陷进学区房、孩子功课、父母养老的巨大压力中……光是跟上这个时代，我们就已经用尽了力气。

　　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在新书《活明白的学问》中，从经济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为我们阐述了社会运转背后的逻辑，理清了这个时代普通人所共有的困惑。

　　我们为什么会焦虑？焦虑背后，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又该如何从自身的文化中寻找智慧，去追求一个更自由、公平、和谐的社会？

　　我们从书中摘录了部分内容，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回应，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与慰藉。

　　*以下内容摘编自姚洋《活明白的学问》

　　市场与异化：我们焦虑的来源

　　首先，我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焦虑的原因，也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了市场。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呢？18世纪中期的苏格兰大法官凯姆斯勋爵有一句名言叫作“人为占有而生”。《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在商业社会，人可以参与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在市场里创造东西、获得东西，市场为人的竞争和贪婪提供了一个出口。

　　1．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是常态

　　中央财经大学 2024 年发布了一份人力资源报告。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里，教育回报率在下降，男性的教育回报率从以前每年多读一年书多赚 8.3%，到现在只多赚 5.7%；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下降更多，从 10% 掉到了 6%。如此一来，同样一个人，他的劳动提供的价值实际上没有变化，甚至可能是增加的，因为大学教育的质量在提高，但是他的劳动价格在下降。这样合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理解价值的特征。价值的最大特征是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往往同时受到生产成本、个人的主观判断和社会赋予的意义影响，这就导致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是常态，而不是偶发的现象。

　　但这样的常态会造成个人与市场之间、社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在个人层面，个人会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我们因此会出现焦虑。事实上，现在年轻人很大一部分的焦虑来自这个方面。在社会层面就会出现社会的价值没有被准确定价的情况，一些社会所认可的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会被丢掉。

　　2．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雇佣关系，异化的问题就不可避免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的理论。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雇佣关系，异化的问题就不可避免。

　　在前现代社会，劳动者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完整的人，就是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生产节奏和生产产品的人。但是在雇佣关系下面，特别是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的早期社会，劳动者就变成了单一的生产要素，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去找一份工作，不能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你加入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机器，命运便不再是自己完全能够掌握的。

　　很大程度上，人在市场经济中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生产要素，不再是完整的个体，无力感和焦虑因此而产生。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对于内卷产生的异化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内卷出现的前提是存在无效竞争，比如学生拼命刷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刷题式的内卷是毫无意义的，可是不刷就意味着别人比你走得快、走得远。于是，内卷就成了一个均衡。均衡的意思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最符合我当下情况的选择。这是个人无法打破的，需要外力来干预。

　　好的办法是从改变制度入手。改变了制度，就会改变每个人选择的动机和方式，最终形成新的均衡，从而消除原有内卷。我们以课外补习举例。大家为什么要去参加课外补习？是因为中考、高考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不是把课外补习一刀切地都取消掉，而是要关注中考制度、高考制度的改革。中考分流制度，意味着接近 50% 的人上不了普通高中，这对于初中生，甚至对于小学生产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一直建议取消中考分流，让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去选择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或者现在推行的综合高中。这样做，父母和孩子的压力都减少了，大家不必去浪费性刷题，内卷程度就会随之下降。

　　3．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增强每个人的能力

　　我认为社会主义的作用是矫正资本主义的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在理念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把劳动者放在核心的地位，要把主体性还给劳动者——只要一个人认真付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就是劳动者。社会主义关注每一个人，要增强每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把人简化成一个生产要素、一个生产工具。

　　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一定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理想。再具体一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应该全面发挥自己的潜能。我想，世界上没有人会对这个口号提出异议。

　　在经济上，社会主义要平衡个人决策和社会选择，平衡市场参与主体的力量，使得各个主体不能拥有超过其他市场主体的市场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性的，不受某个利益集团的左右。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更加专注地关注全体老百姓的利益，关注国家的长期利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增强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有了能力，就可以平等地去参与市场竞争，市场才可以按照比例原则、贡献原则给每个人分配收入。这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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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教授为您解析中国经济

　　公平与正义：我们焦虑背后的诉求

　　“平等”的含义是在数量或者水平上把所有人拉成均等的，也就是说，根据某一个维度，我们把所有人都拉到一个水平线上。具体而言，“平等”又有下面几类：

　　第一种平等是结果平等，也就是在最终分配领域实现均等化。比如我们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这是初等教育的结果平等。

　　第二种平等是起点平等。左翼自由主义所认可的起点平等，是消除和个人努力无关的个人特征或者境遇对个人选择的影响之后实现的平等。这些特征或者境遇包括家庭背景、地理环境、社区环境等等。

　　第三种平等是程序平等，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遵守同样的规则。最有名的程序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平”是来自约定俗成的规则。它既包括道德的因素，也包括效率的因素，因此是比较模糊的、多元的。

　　公平不等于平等，特别是不等于结果平等。公平要求合乎约定俗成的规则就可以了。比如，市场里的优胜劣汰、奖勤罚懒，一个人因为努力和聪明才智成为大富豪，这些都是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的，认为是公平的。

　　如果比较公平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公平比较接近程序平等，尽管不完全一样。只要程序合理，我们往往会认为结果也是合理的，是公平的。比方说，高考各省独立出题，分数不可比，但时可以照顾各个省的教育差异，并增加整个社会的多样性，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是公平的。

　　“公正”是公平的理论化、清晰化。公平有很多目标，因此比较模糊，公正就是要把公平模糊的部分变得比较清晰，是更为正式的，基于一个关于合意社会的理论所做出来的判断。我们先有了一个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根据美好社会的构想，我们来做出一个判断，当下讨论的这件事是不是公正的。

　　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中，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获得高考加分，这不符合我们传统的公平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这个公正的社会就是要让所有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人能够参与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而由于处于上述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比较低，所以给予其考生加分是符合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

　　然而，公正理论并不总是正义的，也就是说，公正不一定符合我们的道德判断，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理论。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纳粹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公正”理论——德国人是高贵的雅利安人的代表。实现人种的“纯化”是纳粹德国最高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公正”理论是不正义的，最终也把纳粹德国引向了一条邪恶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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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意政体与公共决策：

　　最大化地落实公平与正义

　　1．让人成为完整的人、能动的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一个人得到了平等的机会，是否就具备了发挥他的潜能的能力？

　　阿马蒂亚·森沿着这个思路，提出了能力学说，让我们不再关注抽象的平等，而是关注每个人的能力建设，把注意力转移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上。用俗话来说，他强调“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具备实现有价值的目标的潜力，每个人都是有用之才；每个人本身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

　　森的能力学说与社会主义的目标高度契合。它强调政府和社会要投资于人，让人成为完整的人、能动的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在阶级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被消灭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显现了。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使命之一。

　　森的理论与中国人的共同富裕观也是一致的。我们所相信的共同富裕，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投资于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能力，到市场上获取能力所及的正常收入，这样就实现了共同富裕。

　　2．利益集团倾向于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公正理论要落地，就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实施。政府的政策是一种公共决策，即需要多人参与的决策，也叫作集体决策，而影响公共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利益集团。

　　在 2024 年的美国大选中，埃隆·马斯克花费巨资资助特朗普赢得选举。作为回报，特朗普让他成为政府效率部的主管，开始大刀阔斧地为联邦政府“瘦身”。那些将被砍掉的部门都是马斯克和特朗普不喜欢的部门，比如国际开发总署、教育部等等。这些所作所为是否有个人目的？这里就涉及所谓的利益集团政治。

　　利益集团是拥有共同利益的主体组成的集团。它们可以是有组织的，也可以是没有正式组织但是有共同利益的，比如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利益集团为什么会阻碍经济发展呢？因为它倾向于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并且会让公共决策慢下来。它会抵制新生事物、抵制新技术，从而使公共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有人可能会认为，高科技控制美国的政治、经济没什么不好的。但像美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经济体，如果只有高科技的发展而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经济是不可能好的。高科技实际上提供不了太多就业机会，广大的普通美国老百姓可能无法从高科技的发展中获得收益。

　　3．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一个优良政体

　　对现代国家来说，政体或国家治理模式是第一位的事情。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再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保证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需要一个优良政体。

　　如何让公众相信一个政体的合理性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优良政体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与生俱来拥有一定的权利。一个优良的政体必须尊重公民的这些基本的权利。

　　第二个要素，所有的职务向所有人开放。政治职务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不能像过去那样由继承来垄断，而是要向所有合格的人开放。

　　第三个要素，一个政体必须改善公民的福利，为公民提供越来越好的生活。

　　这三个要素可以相互妥协，可以阶段性地推进。对多数国家而言，优良政体是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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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焦虑：

　　在儒家哲学中寻找解法，构建中华新文明

　　1．我们需要依靠“人”来做决策，那么这个人的德性和能力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需要选贤任能？要达到良治，就必须有层级。越高的层级，对候选人的能力和德性的要求就越高。作为一个乡的乡长，这个人的能力够管好一个乡就可以了；但是一个省的省长的能力就要能把控大局；而一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的德性和能力就需要放眼世界，把握国家的走向。

　　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可塑的，最终达到怎样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后天的修行。由于人的修行程度不一样，每个人成贤的程度也不一样。这样，国家就必须通过选拔制度来找到贤能之人，把贤能程度更高的人放到更高的位置上去。

　　选贤任能具有强烈的现代价值。

　　首先，现代政治无法避免“人治”。选贤任能可以选出来有德性、有能力的人，从而为人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既然我们需要依靠“人”来做决策，那么这个人的德性和能力就非常重要。

　　其次，选贤任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政治。中国古代政治强调人治，强调道德修养，但这不意味着古代政治中没有法律。自西汉之后，中国的古代政治体制都是法家和儒家的结合，儒家学者和士大夫很少会否定法制的重要性，只是他们更加强调道德修养不可或缺。

　　最后，选贤任能可以作为西式民主下面民粹主义的解药。我们看到美式民主正在遭遇民粹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双重挑战。两者在特朗普身上产生了交集，他利用民粹主义的情绪来达到他实现独裁统治的目的。如果民主制度能够吸收儒家政治里选贤任能的成分，就可以防止民粹主义的泛滥，同时能够把贤能之人选到总统这个大位上去，避免有人利用民粹主义为自己服务。

　　2．以史为鉴，“中体西用”可能是当下务实的选择

　　到了新时代，中国在做什么呢？

　　首先，新时代的任务是矫正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问题，要根除腐败、要矫正过度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在过度市场化方面，教育是典型。教培行业太大，已经办成一个和 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平行的教育体系，导致全社会的焦虑，把我们的孩子都绑上了考试这辆战车。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是一件不利的事情。另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房地产行业过大问题以及过度金融化问题，都是新时代要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重新寻找中国在世界上的新位置。我们处在一个从向西方学习，到构建我们自己新文明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我们在社会上很容易看到紧张和焦虑。究其根本，我们缺少一套标杆式的价值观。改革开放时期吸收来的西方价值观，在此时此刻受到了巨大的质疑，但我们又没有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中国文明这个框去容纳、消化西方文明的故事。

　　这是一个新的“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一个吸收西方文明的方法，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是受到批判的。但我们要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保留我们自己的东西，恐怕“中体西用”的路径不可回避。把中华文明作为吸收外来文明的一个框，就是作为“体”来吸收那西方文明的这些“用”。在洋务运动时期，这个“用”主要指的是技术；但在今天，这个“用”可以包括优秀的思想、优秀的价值。没有了中国自己的“框”，中国就不成为中国了。用中国的“框”装西方的东西，让它们“为我所用”，恐怕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必然选择。